你到牛津大学，就同到了德国一个中世纪的小城一样。有僧寺式的学院，中世纪的礼堂，古朽的颓坦，弯曲的街道，及带方帽穿袈裟的学士在街上走。

今人恍惚如置身另一世界。我初到牛津，住在一间十五世纪的旅馆，这旅馆还有英国乡下客栈的遗形，入门便是一个不方不圆铺石子的庭院，大概就是古时停马车之所。找到了账房之后，茶房领我由一小小的楼梯上去，拿出一把五寸多长的钥匙，开一间小小房间。我一窥看，不但没一品香的汽炉，就是冷热自来水都没有。我觉悟了，我是身临素所景仰怀慕世界著名的最高学府。于是很快乐的对茶房说：“好极，好极”就把房间定下。晚上在朋友家用饭之后，回来独坐房中疑神疑鬼，听见隔壁有以咳嗽，就疑是addin（十八世纪英国散文大家——编者）伤风，听见有老人上楼的脚步，就疑是牛顿来访。这样吸烟出神，坐在半夜，听见礼拜堂一百零一下的钟声，心上有无穷的快乐，也不知是在床上，或大椅上，就昏昏人寐了。

现代中国学生，一到牛津，总觉得不满意之处。至少似乎许多现代人生必需的物质条件都缺乏。以外，他们对人世是不负任何义务的。学生愿意躲懒的，尽管躲懒，也可毕业，愿意用功的人，也可以用功，有书可看，有学者可与朝夕磋磨，有他们所私淑的导师每星期一次向他吸烟谈学——这便是牛津的大学教育。大学分三十学院，何以三十，找不出理由。学院又各有他个别的风气、传统、历史、制度。连院长名称，或为aster，或为warden，或为prci-pal，或为president，都不能统一。这样重重复复累累赘赘把些毫不相干的学院集于一城，凑合起来，便成为世界驰名的牛津大学。

像英国人的品性，英国的宪法，及一切英国的制度，牛津大学是理论上很有毛病的一种组织。所奇怪者，这种理论上很有毛病的组织，仍能使学者达到大学教育最纯正的目的，仍能产生一种谈吐风雅德学兼优的读书人。在我国看惯了充满“学分”“单位”“注册部”“补考”“不及格”现象的美国式大学的人，也许要认为这太玄奥难懂了。但是一回想我们古代书院的教育，注重师生朝夕的薰陶，讲学的风气，又想到书院中师生态度之闲雅，看书之自由，及其成绩之远胜现代大学教育，也就可以体悟此中的真秘罢。

李格（stephebleack）为现代一位幽默大家。他曾著一篇“我所见的牛津”（oxfordasiseeit）。此文曾由徐志摩译出，不知收入那一本志摩的文集中。我们可就此篇中精彩处，重译几段，不但可使读者明了牛津大学教育之精神，也可以证明论语提倡吸烟，非无理取闹，而有很精深的学理存焉。

李格说：

“据说这层神秘之关键在于导师之作用。学生所有的学识，是从导师学来的，或者更好说，是同他学来的：关于这点，大家无异论，但是导师的教学方法，却有点特别。有一位学生说：‘我们到他的房间去，他只点起烟斗，与我们攀谈。’另一个学生说：‘我们同他坐在一起，他只抽烟同我们看卷子。从这种及别种的证据，我了悟牛津导师的工作，就是召集少数学生，向他们冒烟。凡人这样有系统的被人冒烟，四年之后，自然成为学者。谁不相信这句话，尽管可以到牛津去亲眼领略。抽烟抽得好的人，谈吐作文的风雅，绝非他种方法所可学得来的。”

我曾为文（即“谈理想教育”——编者），主张一人的学问与注册部毫无关系。学问怎样坏，注册部也无方法断定他是不及格，学问怎样好，注册部也无法断定他是学成毕业。至于心理学七十八分，英国历史六十三分，更加是想不出什么意义。有人认为这疯狂。现在也不必去管他。但记得志摩这样说过：他在美国crk大学跟人家夹书包，上课室，听演讲，规规矩矩念了几年，肚子里还是个闷葫芦，直到了他到剑桥，同朋友吸烟谈学，混一年半载，书才算读“通”了。（徐志摩在克拉克大学念银行学（一说念社会学），在剑桥大学学经济学。——编者）试问书读“通也未”注册部有权过问，有方法衡量吗？须知大学之所以非有注册部不可，是因为大家要向大学拿文凭，大学为保全招牌信用起见，不得不将一人之心理学定为七十八分，英国历史定为六十三分。然而六十三分七十八分为一事，读书通不通，又是一事。

结果，把一班良莠不齐的人，放在一堂，由先生指定星期四九时心理学到第二百八十六页第十三行，十时法文念到第七十六页第八行，迟钝者固然赶得喘气，聪明者也只好踏步走。牺牲了高材生以就下愚，这是通常大学教育最冤枉的一件事。牛津大学态度不同，庸才求学，牛津也送他一张文凭，贤才求学，牛津大学也送他一张文凭（其中要“及格学位”passdegree或是要“优等学位”honoursdegree都各听其便），不过不叫贤才去等庸才踏步走，使他有尽量发挥的机会。李格有一段精彩的话说：“我所以仰慕牛津的重要理由，就是这个地方，还未受了一种衡量‘成绩’的风气，未沾染上驰鹜于看得见，可以示人的‘能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