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即逃窜一空，风头之下，甚至连广大贫农都跟着迁移逃难，人口流失惨重之极，而地方稍稍稳定之后，掌握北方经济命脉的晋徽商团又在林汉朝廷的授意下对他进行了一连串的经济打击，弄得杨起隆焦头烂额。

这种颓势给杨起隆造成的打击实在是太过惨烈，不但地方疲敝，甚至连军队都发生了动摇，起初拿下鄂北时，杨起隆尚有近八万大军，但随着一连串逃亡、哗变，农民军的总兵力锐减至五万不到，而且这里面还有大半是老弱残兵，杨起隆现在几乎是濒临决绝，不用说和汉军对峙争雄，即使是想向盘踞武昌的清军绿营军军阀进攻都做不到。

然而就在如此危急的时刻，北京政府又给他发来了一道催命枷锁：

公元一六八八年夏，汉内阁大学士李光地、总参谋长周培公、都察院巡检都御史陈梦雷、礼、吏、工、户四大尚书、通商侍郎许淡阳等百余大臣突然联名上书，乞汉王林风承天应命，登基为帝。

汉王林风谦虚非常，推托不已，然而这时文武百官态度极为坚决，历数中华数千年典故，强烈要求汉王殿下看在“天下……”“黎民……”“苍生……”之类东西的面子上，勉强当一回皇帝。